四個月後,香港示威的一些整理

剛剛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首長、丈夫與兩子都是英國籍的鄭月娥,經歷萬難進入立法會後,卒返回官邸發表《施政報告》直播,繼其政府擅以「網誌治港」(Blog Governance)後,又開創先河以「直播治港」(Streaming Governance);另一邊廂,民間的亂象亦稍稍有所緩止。

筆者偶然與外地朋友論及香港之事時,有感朋友都俱十分擔心香港前途,惟礙於資訊散亂,而不見全象——正好藉此整理四個月的事,為未來回顧這場事作運一些證據,亦為思考前路。

本文篇幅極長,筆者志在盡心整理各種最有用的評論;謹為有意閱畢的讀者打氣!哈!

至於只單純在意香港的死物被打爛、一些打人在先的藍絲被「私了」(示威者以私刑教訓持刀恐嚇市民者,或教訓瘋狂駕駛撞人者),而無視很多香港人親身體會的各種制度問題,相信這篇文章也不能改變閣下的看法,建議還是不要看了。

一,由修例變成騷亂

對於這場修例的起始,可以看這個懶人包:

對於一些完全不明白整件事由六月至今的發展,可以參考這個網站


二,香港民意非常清晰

不少不明香港情況的人(當中更包括一直在香港生活者),經常問為何要用暴力?是不是只有少數香港人在搞事?

根據《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在5至9月進行了4次民意調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蘇鑰機撰文分析(2019年9月27日):


從表1的政治光譜看,一方的本土和激進民主派只佔一成多,另一方的親中和建制派不足一成;溫和民主派加上中間派和沒有政治立場者共佔近八成,可說是代表主流民意。中間這兩大組別的意見是支持五大訴求、不贊成使用暴力、認為警方用了過分武力。頗多市民參加了不同反修例活動,對政府及警方評價甚低,同樣對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前景缺乏信心。

既然香港的主流民意如此清晰,香港政府又做了何種應對呢?

三,港府無能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教授亦在一篇載於《明報》的評論提到(2019年9月27日):

我所了解的中間派,很多對抗爭者所採取的手段不但有所保留,甚至會持相反意見。他們的主要訴求,其實就是撤回修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堅持要衝擊的抗爭者有無其他更複雜的主張,基本上並無興趣查根究底。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他們對特區政府極之不滿。他們是憤怒的,而隨着事態的發展,程度有增無減。

很多人好奇,為什麼中間派對部分抗爭者的暴力視若無睹。過去香港的經驗是只要抗爭行動稍為踏出了規範界線,失去了道德高地,便難以爭取市民的同情。那麼,為什麼街頭暴力不斷蔓延,卻見不到民意反彈呢?難道特區政府比較暴力分子更不堪嗎?這是很有趣的提問,而特區政府很值得尋找相關的答案。據我的觀察,答案──正是!對不少中間派而言,他們對今天特區政府的印象,是沒有什麼會「衰得過佢」。

而更值得了解的是,在很多中間派眼中,以林鄭為首的特區政府對和平理性的行動肯定不會有反應。築人鏈也好,唱歌也好,何時見過特首會表示已聽到市民的心聲?但在周末出外破壞,保證政府會發聲明,同時特首又會講話。這是特首的潛意識:其實她一直回應街頭暴力。而他們兩者的互動,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鼓勵對方採取行動。這種近乎超現實的政治現實,令街頭暴力不會停下來(而中間派也需要有人採取一些行動,令特區政府會有所反應)。

我完全明白,特區政府聽到這樣的批評時,一定覺得很不公平。可是他們一定要知道──很多巿民都覺得政府藐視民眾。「林鄭月娥式回應」已成為了香港民間的關鍵詞,代表「你說你的好了」。市民不覺得受尊重,憤怒繼續;尋找出路,成為了一件很遙遠的事情。他們很想為香港做點事,但不覺得可以通過政府及其渠道做到他們想做的事。

此外,《明報》一篇名為〈無定向學堂:政府自製公關災難 專家教路點收科〉(2019年9月29日)則從「傳訊」、「公共關係」角度,分析衝突前線的執法者:

至於警方形象甚差,(公共事務顧問)盧子健和前財政司長曾俊華政治助理羅永聰都分別用了「匪夷所思」四字來形容。他們都說不會批評警方的公關工作做得不好,因為他們只是執法機關,但盧子健直斥在連場衝突中,前線警員承受巨大壓力,按常理在執行細節中出現偏差實屬正常,但警方日日開記者會卻從沒承認過一句做錯了,實在是匪夷所思。「雨傘時,警察開記者會捧紅了四點鐘許sir,當時情况不一樣,因為在九二八放催淚彈激起民憤之後,其實警方行動不多,因此當時記者會有一定作用,就是引導民意,叫示威者不要妨礙市民正常生活。但今次卻是幫倒忙,日日在電視上講大話,令人愈聽愈㷫。」不過,他推測可能警方記者會的目的是,為撐警陣營提供製造輿論的材料。

羅永聰則謂其實公關災難有數得計,存在着爭議周期。周期如像海浪,在社會出現爭議後,需要經歷醞釀才能將海浪推到高峰,如果過程中沒有受到進一步刺激,浪潮就會逐步減退,所以要令民怨持續沸騰必須靠一波波爭議承托。而警方今次的處理手法簡直是絕佳反面教材,「昨天就說只是用腳踢他,明天就說yellow object(編按:白人警官回應一條影片中,警察制服示威者後對其動武,該警官稱警察只是在踢黃色物體)。不是叫你完全不見記者、不回應問題,但當你乜都不能說的時候,就要揀嘢講。但警察完全是助攻,是匪夷所思」。

羅永聰說警方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為何執法時需要使用這樣的暴力,「八個人按低一個年輕人打,請你說服我為什麼用這樣大的暴力。我們交稅要警察操fit啲去執法,但你要八個人先搞得掂一個十六歲𡃁仔,是不是你們執法能力有問題?」他認為警察記者會根本無作用,理應停辦,「從成本效益角度,有着數就做,白做或倒蝕的就不要做,做嚟把鬼?但他們完全沒有cut cost的概念」。

四,為何動武?

香港素有「示威之都」之名,但過去由泛民主派壟斷的社會運動,講究「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和理非非),特別在2014年佔領中環(或曰雨傘運動)時,對於動武者,譴責、割席等不絕於耳。

到了2019年之夏,香港人都變了。根據《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第5次民意調查,梁啟智撰文分析(2019年10月16日):

https://www.instagram.com/p/B3rFh_2HyT-/

從上可見,近四成半人並不覺得上述七項激烈行動難以接受(44.9%),而「破壞交通燈」(1.8%)竟然比「攻擊警察」(1.6%)更令人難以接受。

我們香港人向來講究「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和理非非),為何今次竟然演變成大規模暴動,甚至一般香港人都默許這些暴力?我們可以從《香港零一》的專訪中(2019年10月3日),參考一位素來堅持「和理非非」的民主黨政客單仲偕的反思:


被問到對示威者武力升級的看法,自稱「和理非」的單仲偕說:「民主黨係一個爭議政黨,特別係2010年入去中聯辦討論、商討政改,妥協方案通過咗。民主黨試過唔同方式爭取普選,我哋溫和過,我哋妥協過,但去到今天,『831』方案令我哋未能落實真正嘅民主。如果溫和方式未用盡,我都會堅持用溫和方式,但我哋做過(溫和)啦,袋住先都袋過啦。我由1985年參選區議員,1997年後所有政改我都有參與,民主黨都有接受過中途妥協方案,用盡所有方法。所以今時今日年輕人用自己嘅方法,為自己嘅未來,我就睇唔到理由阻止佢哋。

香港人並非濫用暴力,而是種種制度不公積累的結果。看官固然可以堅持「非暴力」原則,但割切脈絡的批評,實在令人不恥。

如果香港是場足球賽的話,這已經是場球証旁証十之有九都是黑哨的黑局了,你卻指責被害球隊,說不管別人怎樣犯規也好,你也不可以犯規,要「和平理性」地向黑哨表達你的「訴求」,那是不是太超現實?

五,當政者鄙

退後一步,對於希望深入了解這項事件背後,為何與事各方毫不行動?近年活躍於中國內地的香港專欄作家梁文道曾寫過:「香港這個夏天以來一切事件當中最奇特的一點。那就是所有最理想,最能緩和局勢,最可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全都變得異常困難。與此相反,最糟糕,最能惡化局勢,最容易導致災難爆發的事情,反而變得特別容易。」

為什麼呢?梁文道補充

整個建制派也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從一開始就把整個運動打成「港獨」,所以就覺得任何對付「港獨」的行動都一定正確,不容置疑。…可能還是整個建制派大型同溫層的思考路徑。也就是說,凡是有人強勢提出一種「止暴制亂」的妙方,大家就不能夠再懷疑它的效用,圈層外的人固然不能這麼懷疑,圈內人更加不能有歧見。反過來講,對手提出的意見則是萬萬不能接受的;而且就算接受了,最後也總能證明對方的錯誤。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從一開始,建制派內就有很多人懷疑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效果,認為反對派絕對不會輕易罷手。所以一拖再拖,終於等到整件事情的焦點早已轉移,這才正式宣佈撤回修訂。然後呢?整個運動到了此刻當然早已停不下來,於是就反過來證明了他們當初是多麼的有遠見。

「禁蒙面法」的出爐,更是這種同溫層狀態的好例子。…我記得呂大樂教授很早就提出過,香港人在這場運動的開頭便已不知不覺地降低了犯法的心理門檻,他當時舉的例子是好幾次合法集會,最後都演變成了佔據馬路,不單是一向守法的香港人,就連警察都好像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後來我們更常見到的,是警方時常宣佈商場或者街頭聚集的人群正在非法集會,儘管後來警方驅散人群,逮捕到幾個跑得比較慢的,結果他們也還是沒有辦法把所有被認定犯法的市民逮捕歸案。如果市民每一次成百上千地聚集都是非法集會,每一次你都不可能徹底執法,那麼還有誰會害怕「非法集會」這四個字呢?難怪十月一號那天,竟有十萬以上的市民參加了一次明知非法的遊行。

而專業公共事務顧問盧子健前輩,業已於2014年告別評論界,但「2019年,面對逃犯條例引發捍衛基本人權自由的全民運動,腦袋無法平靜,希望以再次發聲回報社會」(其自介語),其評論稱:

北京對當前香港亂局的總方針是「止暴制亂」。到目前為止止暴工作的主要策略是暴力鎮壓,可是暴力並未能止暴。在暴力不斷升級的同時,北京也不是完全沒有制約,因為要考慮到國際形勢和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想避免玉石俱焚。那麼為什麼止暴制亂一面倒依頼暴力鎮壓,而沒有嘗試以政治手段和平解開困局?

參考1989年「六四」事件的經驗,可以推論很有可能政權內部有人不介意香港亂,甚至希望香港再亂一點,好讓他們混水摸魚。

首先是有人想奪權。過去三個多月政權內部各方力量的關係出現了重大變化。林鄭表示自己只剩下三萬警察,其實警察早已不放她在眼內。現在是她依賴警隊,而並非警隊聽命於她。因為中共極左勢力拉攏警隊與黑勢力和所謂愛國的暴力群組連成一線,成為獨立王國,任意妄為。「極左警黑」集團不介意示威者暴力升級,反而可能「歡迎」,甚或通過一些舉措刺激示威者,因為暴力升級有利於他們大規模搜捕、大規模施暴,趁亂奪權。

奪權的勢力不單聚焦於止暴,亦已經開始指點特區政府如何施政,分析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中共部分人士把抗爭運動的根源歸咎於樓價高,同時批評地產商,然後親北京陣營鼓吹運用收地權力發展地產商手上的農地,這些互相呼應的舉措不似偶然,客觀效果則是架空特區政府。

其次是有人想謀利。北京強力打壓國泰,香港本地極左勢力積極篤灰配合,其作用已經遠遠超過「懲罰」國泰員工曾經支持過抗爭運動,最終目的更像是想置國泰於死地,可能是內地某些利益集團想消滅一個競爭對手,亦有可能是他們想創造吞併國泰的條件。

這幾個月,我認識各種派別的香港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拯救香港。在前線勇武也好、國際遊說也好、遊說中央也好,甚至日常罷搭港鐵、用消費「懲罰」黃絲餐廳。但在我看來,力挽狂瀾終究徒勞無功……就算今日香港「保得住」(用任何立場的定義也好),香港只會越發成為「中國香港」。

最後:舊時香港一去不返

這場騷亂一下子令香港本已在崩壞的制度加速死亡。

很多香港人與我有相同的看法。香港政府的「高度自治」與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權」的邊界、香港警權濫用與監管、年輕人對香港的絕望……一下子香港已經不再一樣。

而我認為最慘痛者,莫過於警民之間的仇恨,這是一代人的事——而我們這代人卻只是十八廿二。2017年特首選舉時,極孚眾望但最後落選的曾俊華團隊之軍師羅冠聰,受訪時指出(上篇下篇):

回憶6月中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時的畫面,羅永聰當時站在警總門口,看着一群警察放工從後門離開,然後被一群年輕示威者爆粗口追趕;他從示威者的言行中感受到,這股情緒顯然不僅僅源於《逃犯條例》修訂這般單純。

他嘆道,曾聽過一位女學生打電話到電台,分享她對整場反修例運動的感想。「那小女孩表達的很簡單,就是她這一生也不會原諒警察、不會原諒他們的家人,會用盡所有方法報復他們。這個小女孩才15歲,你覺得政府滿足了五大訴求,她對警察與政府的仇恨就會放下來嗎?不可能吧……」

最後,還有很多死得不明不白的香港兒女,他們的生命一去不返;活下去的人,卻要繼續面對荒謬與仇恨。

聽說很多孩子在飛翔,

聽說很多孩子上了岸。

我聽見樓下爸媽們看的電視,

說那是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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