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中,不同機構面對的公關危機與省思(一)

香港示威由六月到現在,即將踏入第七個月,而事情絲毫未見降溫。對於示威的前因後果與種種政治分析,筆者曾於前文〈四個月後,香港示威的一些整理〉整理過不少觀點,讀者可另外參考。

本文旨在思考在示威浪潮之中,不同非政府組織面對法律、守則(Protocol),與公眾期待的回應之間,應如何展現更理想的回應方式。


以上這張「文宣圖」不一定符合事實(所謂「未Fact-check」),卻導出很多支持、同情示威者的心聲。


一,多間國際NGO不為「香港金主」發聲、出力

過去兩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先後遭警方以大量武器圍攻,校園卻被切斷與外界的聯繫(執筆之際理大依然被圍困)。當中發生了不少人道災難(例如在校園裡的傷者得不到救治、陷於飢寒交迫),有良知者必定深感憂慮。

其中,以派遣醫護人員到戰區聞名遐邇的「無國界醫生」,面對眾多香港人查詢會否派遣醫護人員協助香港時,卻有以下回應——簡言之就是「不會出手」:


致香港市民:

對於有網上帖文指無國界醫生未有回應香港的狀況,我們希望藉此向公眾詳細交代。

無國界醫生的團隊一直有跟本地的醫護同業保持聯繫,分享我們在緊急醫療方面的經驗,希望能夠協助更多人應對迅速變化的香港狀況。

我們深切關注近期香港的暴力事件持續升溫。保持醫療中立、尊重醫護人員的醫療責任,以及病人可以不受阻礙下得到醫療護理,都是至為重要。

無國界醫生所有行動上的決定,都是基於我們的評估小組所作的全面分析及評估。在香港出現社會動盪之初,我們同樣成立了評估小組,由一名資深醫生領導,與本港醫院的醫護同業、急救人員和不同團體組織等一直保持聯繫,確保能夠全面地掌握現況,包括了解是否有任何重大的醫療需求及缺口。評估小組的評估結果認為,香港社會各界提供的醫療資源與救援能力都是充足的。

無可否認,過去數月,對每一位香港人來說,都是十分艱難的時刻。無國界醫生重視你們的意見,亦聆聽到你們的關注。無國界醫生過去數月也面對著重重挑戰。

我們明白大家或許會對無國界醫生感到失望。對於我們而言,這也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我們內部幾經討論,也預想到這個決定可能被視為對香港的情況漠不關心。然而,作為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即使結論未能盡如人意,我們也必須貫徹始終,按既定程序進行獨立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作出以醫療需求為本的救援決定。

無國界醫生一直致力確保我們在香港的做法,與我們在其他地方 — — 包括許多因為極不人道的狀況而危及無數生命的地方,做法完全一致。

無國界醫生向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捐款者承諾,恪守不偏不倚、獨立公正的原則,並維持財政獨立,以確保我們可以在不受任何政治影響下,為最有需要且處於危險中的人們提供醫療援助。

無國界醫生也在此保證,一旦發現巨大的醫療支援缺口,我們必定會採取相應行動。

無國界醫生(香港)總幹事
戴義禮

這篇回應示範了何為「回應比沒有回應更差」;此刻香港人更是群情洶湧,紛紛取消「月捐」——其熱線甚至已未能提供服務,但公眾依然扭盡六壬,電郵、填表連綿不絕。


其中, Facebook 專頁「中環十一少」便指:

一直以來,無國界醫生的支持者,是最關心社會、重視人道精神的一群,偏偏他們選擇在關鍵時候與香港劃清界線,本欄雖明白每間NGO也有守則(protocal),但規矩是死的,人才是活的,今次MSF背棄香港,捐款數字會否下跌,一年後自有分曉。


二,香港紅十字會的默默耕耘

https://www.instagram.com/p/BzXpsTDBFLN/

反觀香港紅十字會,自2019年6月12日起,便用盡各種辦法「服務」受社會情況影響的香港人(詳見其2019年6月起的新聞稿),主要有心理支援及急救服務,並多次呼籲包括執法者在內的各方保持剋制。

例如在7月的新聞稿中:

本會再次呼籲事件中的各方保持克制,以保障有需要人士可以獲得所需的人道援助。本會強調,受傷人士的醫療需要應該獲得優先考慮,所有救援人員及其車輛應受到尊重,使工作不受阻礙。

香港紅十字會一直堅守國際紅十字及紅新月運動的基本原則,以救助有需要人士為首要考慮,不因其背景或政治立場影響。

在 #中大保衛戰 期間,香港紅十字會亦有派員提供急救服務。

https://www.instagram.com/p/B4wuJhlhv0i/

甚至,在近日警方包圍香港理工大學期間,香港紅十字會更成為第一隊進入理大的組織,救援當中有需要者。

https://www.instagram.com/p/B5AB2zAB6cD/


三,香港公眾對《國際人道法》的誤解

一般香港人對「紅十字會」的理解,均與世界著名戰區中服務的國際人員有關,而自2014年佔中/雨傘起,便有不少人引用《國際人道法》等資料,描述香港的情況。

例如在《蘋果日報》一篇名為〈港警拘捕醫護人員阻礙救援工作猶如以巴衝突戰火區〉的文章指出:

在2002年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引發一連串對戰,以色列多處發生了自殺式襲擊,無論在火車站內、馬路口或校車都發生炸彈襲擊,都是巴勒斯坦所為,而以色列部份地區亦下令宵禁。當時出動了無國界醫生、樂施會等救援組織前往巴勒斯坦進行救援工作,可是到達軍事檢查站亦受到嚴重阻延,工作人員收到以色列檢查站人員騷擾,救援工作受到限制,使災情越來越嚴重。

根據香港紅十字會的國際人道法,其定義為「在保護沒有參與或已退出敵對戰鬥的人士,及限制作戰所用的方法及手段,特別針對解決因國際性或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引發的人道問題」。醫務人員、記者、醫院及救護車都受到國際人道法的保護。其中一條國際人道法的基本規則為「衝突各方應集合在其控制下的傷者和病者,加以照顧。保護對象還應涵蓋醫務人員、醫療設施、醫務運輸及醫療設備。白底紅十字或紅新月標誌,即為保護生命及財物的符號,必須予以保護」。香港身為國際城市,警方執行職務時是否超越了國際人道法呢?

對於香港慘烈的警民對壘,向來以「和理非」閒名的香港人,自然感到茶飯不安,但若要符合《國際人道法》定義下的武裝衝突,則尚有一段距離(必須言明,筆者並非相關領域專家,以上資料僅就個人所知,建議讀者直接參考原文)。

根據《國際人道法》下,武裝衝突的定義是:

國家之間訴諸武裝部隊的衝突,或是一國內部政府當局與有組織的武裝團體之間或此種團體之間的持久性武裝暴力。

前者可理解為「國際性 (international) 武裝衝突」(即兩國或多國開戰),後者則為「非國際 性(non-international) 武裝衝突」。

https://www.instagram.com/p/BzDF1W5haiQ/

顯然而見,香港現在並非處於「國際性武裝衝突」,但會否處於「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呢?

「非國際性武裝衝突」,通常代表衝突至少有一方不屬於國家掌控的非國家主體,例如叛軍或獨立武裝組織;而另一方則是國家掌控的軍隊或武裝組織,或是同樣不屬於國家掌控的其他叛軍或獨立武裝組織。整體而言有以下情況:

  1. 政府當局於國家境內對抗叛軍或獨立武裝組織,例如利比亞內戰與敘利亞內戰;
  2. 叛軍或獨立武裝組織逃竄或藏匿於他國境內,而政府當局派遣軍隊與之對抗,例如土耳其攻擊「庫德工人黨」(PKK)於伊拉克北部據點;
  3. 兩個以上的叛軍或獨立武裝組織於國家境內相互對抗,例如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Lubanga案」涉及的剛果部族團體衝突;
  4. 他國軍隊介入衝突,並協助政府當局對抗叛軍或獨立武裝組織,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協助阿富汗政府清剿塔利班(Taliban),以及非洲聯盟維和部隊協助索馬利亞政府對付伊斯蘭叛軍。

要達到符合《國際人道法》所定義的「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取決於該叛軍組織或獨立武裝團體的「武裝暴力的強度(intensity)」,及「組織性 (organization of the parties)」——前者包括武裝攻擊的嚴重性、武器類型,以及衝突導致的傷亡程度;後者包括指揮系統與配送武器的能力。

由上可見,鼓吹「Be Water」的示威,遠遠未達到《國際人道法》的定義。但必須注意的是,人道原則並不只體現於武裝衝突之中,減輕他人痛苦(例如制服疑犯後不能肆意毆打)、不能阻止救援人員醫治傷困者等,都是身而為人皆應遵從的價值。

儘管不少人對香港紅十字會的規章有所誤解,會方亦嘗試澄清與加強公眾教育(筆者也從中獲益不少);這些誤解依然無阻會方秉除宗旨、盡力參與到事件之中,當中的成績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心中有數。


四,應該如何回應公眾期望?

筆者執筆之際,終於有「四名頭戴藍色頭盔、身穿『無國界醫生』T-shirt 人士,帶著三個行李篋進入理大」:

https://www.instagram.com/p/B5CocSEH5xm/

其實,令人諷刺的是,無國界醫生創辦,正由於那些創辦人認為世界須要知道1967年至1970年間,尼日利亞內戰(Nigerian Civil War)中,平民挨餓與被軍人殺害的慘況 — — 批評對像包括當地政府與紅十字會疑似同謀的行為。前無國界醫生主席 James Orbinski 在 1999 年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致辭道:

沉默往往與中立混為一談,而且也被視為人道救援工作中的必要條件。從無國界醫生的成立之初,就是為了推翻這種假設。我們不敢說,一言半句就能救命;但我們敢肯定,沉默必會殺人。

雖然相關守則(Protocol)與評估並不建議機構提供如同其主要服務地區一樣的服務,但完全置身事外的結果,顯然就換來公眾「大大力懲罰」了(按:此語出身一些消費者真金白銀消費,以「懲罰」一些打著支持示威者旗號的商家)——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參與前線的香港人,也用自己的方法貢獻,當中更以「#黃消費」最為直接,畢竟錢是我的,消費自主,我不爽你又何必「畀錢你賺」。

古哲有云:「我思故我在」,今日的情況卻是「我參與故我在」、「我消費故我在」、「我轉發故我在」。面對「新形勢」,除了思考如何遵守相關守則與評估,更應設法與大多數的香港人聯成一線,畢竟根據不同的民調,站在示威者一方的人不在少數,除非你可以與香港政府一樣視民意如浮雲,漠視因你「立場」而帶來的捐款損失。

無國界醫生最終的行動,明顯就是回應了公眾的期望,亦證明了什麼專業、獨立評估最後也是沒有意義的(正如 #英國人的母親 鄭月娥 前日說了停課會中圈套,結果卻停課了);但這種「因為斷絕捐款而改變態度」的回應,卻是覆水難收,公眾已不會收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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