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DSE歷史科爭議:德國以色列歷史考試會問「納粹為猶太人帶來的利多於弊」嗎?

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歷史科考試日(5月14日)後,坊間認為某一試題有引導考生之嫌,除了引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香港教育局先後譴責外,社會各界為了支持官方立場亦提出各種論據。關於以教育、考評、歷史角度闡述此事,可參考拙文〈2020 DSE歷史科爭議與不懂歷史、教育、考評者的誤解〉,亦可參考 Now新聞 的報導〈文憑試出卷機制嚴謹 所有人員需簽署保密協議〉。

本屆考生本已因應連月不斷的社會運動、疫情停課煎熬多時,考試士氣低落;如今更因官方言論而擔驚受怕——這些言論既違反課程目標,亦干預考評專業,令人憤慨。

更甚者,教育局揚言考評局須取消該題,這個要求對考生有嚴大影響,問題如下:

  1. 考生做題有其時間分配,如何補償考生為做8分題而放棄其他題的機會成本?無論最後取消該題的補償是給予所有考生8分還是不計算該題,亦是對所有考生不公平。
  2. DQ試題一開,本屆中史科開考在即,考生怎知何時忽然「傷害民族感情」、「被漢奸」,考生如何做卷? 
  3. 考評局對於試題處理有既定程序,教育局此舉絕對是為考生添煩添亂。

一,梁振英模擬題迴避中日關係的非戰爭時期

在支持官方言論中,如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這種言論最為廣泛,除了叩問德國、以色列對於「大屠殺」會否如此考外,還有如「911對美國利大於弊」等。

這種不符合考評專業的試題,問題如下:

一,僅用「1941–1945年」的戰爭時間,而非如該題由「1900–1945年」包括非戰爭時間,屬不當類比。

二,納粹對猶太人的惡行毋庸置疑,但DSE該題設定的「1900–1945年」期間,日本在對華戰爭前,為中國培養人才、發展地方經濟基礎(臺灣、滿州國之東三省),考生須引用、分析正反資料才能取得高分。

三,若果認為「利多於弊」這種題型不理想,是整個考評本身需要商榷的地方,而非用在中日關係的獨立案例上。

梁氏的模擬題迴避了中日關係在「1900—1937年」間的非戰爭時期。筆者不知梁氏有否接受歷史、教育、考評的專業訓練,也不揣測其動機是否誤導讀者,但既然梁氏「虛心」向為這條題目辯護者請教,我們不妨考察德國與以色列的歷史教育與公開試。


二,德國歷史教育的「納粹」課題

德國的高中有數種模式,以職業中學(Hauptschule)與文理高中(Sekundarbereich I des Gymnasium)為人熟知;而由於德國屬聯邦制國家,各邦俱可自訂歷史科課程。歷史科在不同類型的高中也有開設,涉及時空為德國由今至古200年歷史。

歷史科亦是德國高中會考文憑(Abitur)考試科目之一——一般德國高中生均須憑此考試取得「大學入學資格」(Hochschulreife)。這個考試可以口試或筆試進行。

參考陳宥喬〈德國歷史教育(一):面對轉型正義,歷史課本永遠需要修訂〉一文:

德國教育法規言明,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內容的納粹時期歷史,且必須抵制美化「第三帝國」、大屠殺和不人道歷史言論。而德國的歷史教學法遵守兩大原則:「歷史意識」(Geschichtsbewusstsein)和「歷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彼此又互相連結。

「歷史意識」從1970年代成為教學指導原則,目的是讓學生意識到人類的存在、文化、制度和知識有它的歷史性,了解人類生活有三面向:過去、現在、未來,同時也是博物館教育和文化政策的中心思想。「歷史文化」則從1980年末漸受重視,更加表現歷史的多元性和生活習俗,鼓勵學生透過生活和媒體接觸歷史文化,形塑他們對歷史產生個人觀點的能力。

而1976年形成的「Beutelsbach共識」名列三條德國公民教育的最低準則,分別是禁止抑制學生的想法、多元處理具有爭議的主題,以及鼓勵學生發展個人興趣。德國聯邦公民教育中心執行長克呂格(Thomas Krüger)接受《維也納日報》(Wiener Zeitung)專訪表示,面對如今歐洲極右翼政黨的議題,要求老師客觀地教歷史的觀念是錯誤的。「Beutelsbach共識」指出,歷史,「必須要被有爭議地教」(kontrovers unterrichtet werden muss)。對有爭議的歷史事件和現象,應是多元觀點並陳,讓學生在課堂上思考和辯論。沒有所謂特定的政黨紅線,問題在於它的理念是否與憲法有衝突。

德國的歷史科具體是怎樣教,怎樣考試呢?陳文續指:

瓦爾特克(Elisabeth Waltke)在布萊梅邦(Bremen)一所中學任教,她告訴我,在一堂45分鐘、每星期兩小時的歷史課,課堂討論以教科書中的原始文件為基礎,引導學生去看這份文件的作者、主題和內容,接著請學生發表意見。課堂練習分為三個階段,從解釋、分析到評價,她表示,這也是大學入學考試歷史科的三大題型,給你一份史料,問你這三個問題。豐富的文獻,使得選擇教材是教學最大的挑戰。

德國教科書是採用一綱多本制度,每個邦有自主修訂課綱的教育權,採用柔性課綱,即不硬性規範所有的章節細目。以柏林與布蘭登堡邦為例,最新的歷史課綱(Rahmenlehrpläne Geschichte)分為必修與選修單元。在必修二戰單元「民主與獨裁」的框架下,學生認識和分析威瑪共和國時期的機會與挑戰,理解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統治下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政治結構,以及透過此時期的歷史案例來了解獨裁統治。子主題則分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瑪共和國」、「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大屠殺」、「在德國和歐洲對納粹的抵抗」、「歷史文化:記憶過去(東德和西德)」。選修則羅列數個主題可供出版社彈性選擇。

對於德國歷史科應試技巧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當地補習機構 StudentHelp.de 的網站,或這一條影片(德文):

而實際的考試題目,會否迴避了納粹時期呢?薩克森—安哈爾特州(Sachsen-Anhalt)2006年2010年的歷史科考試均有納粹時期的題目:

(2006) [Thema 2: Modernisierungen in der NS-Diktatur?]

Erörtern Sie die These von Hans Mommsen, dass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bgesehen von den spezifischen organisatorischen und agitatorischen Grundlagen … keinerlei innovative Kraft“ besessen habe. (Zeilen 58 – 60)

討論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的論點,國家社會主義「除了特定的組織和煽動性基礎之外……沒有創新能力」。

(2010) [Thema 2: Anerkennung des NS-Regimes durch Modernität?]

Erörtern Sie die These des Historikers Norbert Frei, dass die Modernität des NS-Regimes zu seiner Anerkennung in breiten Schichten der Bevölkerung geführt habe.

討論歷史學家諾伯特.弗賴(Norbert Frei)的論點,即「納粹政權的現代化措施得到德國廣大人民的認受性。

由此可見,對於德國歷史教育會否問「『1941-1945年間,納粹為猶太人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類問題:

  1. 德國教育法禁止美化納粹政權,也無避而不教;同樣,DSE該題也沒有美化日本侵華,外界主觀認為該題有所傾向屬有罪推定。
  2. 德國的歷史科考試以史料為本,考生須解釋、分析及評價該史料,模式與香港不盡相同。
  3. 德國的歷史科考試曾要求考生自由評論「納粹的現代化措施得到德國廣大人民的認受性」。

三,以色列歷史教育「納粹」課題

至於以色列歷史科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部分,參考吳維寧〈如何化解歷史的創傷及仇恨?以色列談猶太大屠殺〉一文所見,以色列的「大屠殺教育」從幼稚園開始,至小學、中學均有各式課節、公眾儀式。

當中,在學校各級年度旅行,參觀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殺博物館」為「基本景點」。往後教育部每年編列三至五千萬謝克爾(6500萬至1億港幣),供八千至一萬名高中生前往波蘭或德國參觀集中營。以色列《國土報》調查發現,83%去過這次旅行的高中生認為,這趟旅行讓他們更瞭解戰爭中無絕對是非,並非所有幫助納粹殺害猶太人者都是壞人,也讓他們更瞭解人性。

以色列導演卡諾.傑耶維(Chanoch Ze’evi)在2012年上映的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中,就拍到以色列的高中學子在德國參觀時與希特勒身旁領導人後代的對話。

影片中:

年輕的高中女學生用希伯來文詢問對方:「你的祖父,屠殺、殘害、滅絕我的家人……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真的完全不在意嗎?」短短幾句話,女學生說到泣不成聲,對方也熱淚盈眶,無言以對。最後則是原本站在旁邊的大屠殺倖存者,向前擁抱了加害者的後代,用英文真誠地告訴他:「你不需要為你祖父做過的事情贖罪。你願意來到這裡,已經代表你的心意……」

此外,以色列大學入學考試(Te’udat Bagrut)九科必修科目中,猶太人歷史便於其中兩科「對國家和民族的了解」(包括「公民學和少數民族學」、「猶太人的歷史)及「世界歷史」中出現,高考中最常出現一個關於東方猶太人的題目,就是通過引用北非和希臘猶太人的命運,說明納粹試圖滅絕所有猶太人。以色列教育文化委員會主席邁克.巴扎哈(Michael BarZohar)在1990年總結:「事實上以色列兒童和青少年分享著相同的大屠殺記憶,即使他們的家庭和群體沒有遭受到大屠殺的影響……在大屠殺觀念上,我們已經完全成為一個民族。」

對於以色列「大屠殺教育」的學、教、考,亦可參考吳溦玥《以色列歷史教育中的民族精神教育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由此可見,對於以色列歷史教育會否問「『1941-1945年間,納粹為猶太人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類問題:

  1. 以色列以「大屠殺教育」塑造國民共同記憶,更讓下一代了解戰爭的殘酷與複雜。
  2. 「大屠殺是錯」,更重要是避免再次發生;經過不同學習,不少猶太人願意與已努力反省的德國人和解。
  3. 限於資料,未知以色列如何考評。

總結

其實,納粹政權在歷史題並不罕見。劍橋大學主辦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2013年6月歷史科考試便引用一張德國工人坐在「Strength Through Joy(休閒強身)」火車上準備度假的照片,問考生「大部份在德國的人民受益於納粹統治,你有多大程度同意說法,請解釋。」("Most people in Germany benefited from Nazi rule." How far do you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Explain your answer.)

從德國與以色列的歷史教育經驗,兩國不會迴避「納粹政權屠猶」這段歷史,更會扭盡六壬教育下一代歷史的複雜與人性。就算DSE該題是問「1937-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既不代表考評局「美化日本侵華歷史」,亦不能有罪推定假設出題者及「答同意的考生」別有用心,這種誅心之論令人不能接受。

在此重伸,戰爭的暴行不能迴避、美化,2016年新竹光復中學252班學生曾模仿納粹服飾與手號,這些行為必須嚴肅處理,讓學生這段歷史為人類帶來的苦難,切勿重複犯錯。

刻意詮釋一份客觀資料為美化戰爭暴行,無疑是卑鄙的「政治干預教育」。

討論人們傷痛歷史,只要嚴肅對待,則不應禁止學生自由探索不同觀點,歷史討論是建基於史料,而非預設一些觀點必然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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