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像拆不拆?後真相年代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正確

因2020年5月一宗美國明尼蘇達州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引致黑人疑犯死亡,而觸發針對種族歧視的全球示威,其中清算歷史恩怨的呼聲洪洪,英美各地始有推翻與奴隸制有關的歷史人物雕像行動。

在此必須言明,歷史人物並非只有正邪二分。歷史人物往往也是普通人,人都不可能完美無瑕。任何簡化歷史的言論均欠公允。

促使筆者撰寫此文,源於筆者自少年便參與的童軍運動,創辦人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的銅像亦受到波及,銅像所在小鎮有市民自發「守衛貝氏」,更有銀髮市民持杖表明「I will fight for him!」,令人動容。


一,核心爭議:歷史話語權

以往史學關注的往往是社會中掌握著政治,經濟,文化特權那部分人的社會活動,即「王侯將相」。由於這部分人佔有社會絕大部分資源,歷史書寫遂盡是其史。後來由於當地史、民眾史、文化史與口述史等「自下而上」的歷史書寫得到推崇,曾被傳統史學邊緣化的人群卒有書寫。

這種歷史話語權的轉變,始自戰後由「歐洲中心主義」、「白人至上」、「父權社會」的視角,轉為各種各樣如「解殖」、「種族多元」、「女性」、「工人」視角。由於事物必須經語言論述,才被人看到;論述不只「說出來」,還包含了「怎樣說」、「不說什麼」、以及「不准說什麼」。所謂的「真理/官方知識/主流知識」必須經論述才被人認識、接受、並視為理所當然。這個論述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權力鬥爭」。


二,知人論世與以今非古

奉行馬列主義的國家,通常有很多偉大、光明、正確的人物,但這種情況卻非世界通例。例如貝登堡顯然不是大奸大惡之徒,其嘔心瀝血創辦的童軍運動更為了青年身心成長(可參考下面的影片);其為示威者詬病之處,卻是對於同性戀、種族主義與希特勒的觀點。

終其一生,貝登堡並未熱切地反對同性戀、高舉白人至上主義、納粹主義,而他只與其相同年代的歷史人物一樣,擁有相近的典型觀點——這些看法在今天當然並不可取,但我們「以今非古」卻顯然對貝氏不公道,畢竟我們今日一些正常不過的觀點,如果也被後人的價值觀批評為不正確,我們也沒有辯白的機會。

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使被奉為抗爭者的典範,例如「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便以「鍛煉禁慾意志」為由,每天吩咐一位妙齡少女為其按摩,更與女性裸睡——雖然現時並未有甘地與這些女人敦倫的證據,但這些與女性相處的方法實在非常前衛。

有些歷史人物言行因其情節嚴重而必須譴責,但譴責之外,其應了解該人的時代背景,繼而鑒別其行為的時代特性。而評價時,亦可避開「功大於過」式的二分法,更應「是其是,非其非」,有全面的評估。


三,鬥爭為綱?後真相年代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正確

記得2006年時香港因拆卸皇后碼頭而引起如何看待歷史的爭議,當時支持保留者便以「集點回憶」為由。各種「歷史記憶」也牽涉「權力鬥爭」,除了書本、歷史教科書外,現時更有大眾娛樂內容推動「歷史記憶」。

例如以「解放黑奴」聞名的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便因電影《林肯》(Lincoln, 2012)及傳記《無敵:林肯不以任何人為敵人,創造了連政敵都同心效力的團隊》而深入民心。但當時林肯是否由始至終均矢志解放黑奴?面對內戰爆發,林肯致《紐約論壇報》編輯 Horace Greeley 的公開信中稱:

My paramount object in this struggle is to save the Union, and is not either to save or destroy Slavery. If I could save the Union without freeing any slave, I would do it, and if I could save it by freeing all the slaves, I would do it, and if I could save it by freeing some and leaving others alone, I would also do that. What I do about Slavery and the colored race, I do because I believe it helps to save the Union, and what I forbear, I forbear because I do not believe it would help to save the Union.

近年興起的「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ness)相信無人不知,各種由「種族多元」、「女性主義」、「弱勢社群」、「後殖民主義」而生的新興「勢力」,往往站穩道德高地,要求現有體制為其改變,以達致「多元」與「平等」。例如在職場、電影中,須要保有一定的女性、非白人比例,否則便會被各種勢力聲討。

「後真相」(Post-truth)一詞被牛津字典列為2016年詞彙榜首,即「公眾基於主觀情感或個人信念多於客觀事實而形成輿論」,縱使「真相」一次又一次地被公開和驗證,但一些人仍堅信某些立場多於客觀事實。

這個情況勢將影響「歷史記憶」的傳播。例如2020年6月9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

英國關心香港市民自由的問題,其實它不妨回顧一下英國對香港156年殖民統治期間,他們給過香港市民什麽自由?什麽民主?28位港督中哪一個是由香港民眾選舉產生的?那個時候港人有上街抗議示威的自由了嗎?而且,英國對香港殖民統治時期,英國《叛逆法》是適用於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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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in Bio 🤛 👨‍💻@lky.ventures:〈銅像拆不拆?後真相年代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正確〉 //「後真相」(Post-truth)一詞被牛津字典列為2016年詞彙榜首,即「公眾基於主觀情感或個人信念多於客觀事實而形成輿論」,縱使「真相」一次又一次地被公開和驗證,但一些人仍堅信某些立場多於客觀事實。這個情況勢將影響「歷史記憶」的傳播。例如2020年6月9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英國關心香港市民自由的問題,其實它不妨回顧一下英國對香港156年殖民統治期間,他們給過香港市民什麽自由?什麽民主?28位港督中哪一個是由香港民眾選舉產生的?那個時候港人有上街抗議示威的自由了嗎?而且,英國對香港殖民統治時期,英國《叛逆法》是適用於香港的。 解密文物顯示,1958年1月30日,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會見訪華的英國 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 時,希望 Cantlie 向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轉達以下說話:「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例如當時的新加坡)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 . . [#諸相非相] [#True_of_Multisides] #歷史教育 #後真相 #歷史記憶 #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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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解密文物顯示,1958年1月30日,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會見訪華的英國 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 時,希望 Cantlie 向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轉達以下說話:

「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例如當時的新加坡)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總結:溫和與共存的循序漸進主張

面對後真相年代,歷史恐怕更難有普及一致的記憶。對於公眾歷史書寫(泛指擺放銅像,官方或公共書寫),我們又應如何處理,例如銅像的去留?我們必須逐一分析個案。其中便可以下列角度切入:

(一)時代典型

評估某人的某種觀點或行為在他/她生活其中的那個時代是否典型,是否具有時代特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對他們或許不必求全責備。

(二)功過程度

追求「功大於過」、「三分過,七分功」的論述,恐怕流於追求簡化歷史的二分法。我們既要以歷史人物生活年代的功過衡量,亦可以當代的功過衡量。

例如納粹政權對於猶太人的逼害(違反個人意志的大規模屠殺),在戰後便被禁止正面評價;一些相繼納入法例的歧視,如種族、性別、性傾向等亦屬此例。這種既有社會共識,亦有法律支持的「評價」便可視為重要指標。

至於「功」方面,衡量「功」的條件可以是其作用的「關鍵因素」,也包括該人對某一群體的作用。英國戰時邱吉爾雖然有一些個人缺陷,但當時他帶領英國對抗納粹德國的「功」卻是無容置疑;另一方面,在戰時克勤克儉的工廠女工,又是不是沒有功呢?答案當然是有,雖然與邱吉爾相比或許並不這樣大,但也值得書寫。

(三)共存方案

「時代典型」與「功過程度」已可將大多數兩極的歷史人物分類,而位於兩極中間的人物卻是最多爭議。當中便有不少技術考量,筆者個人便以達成「共存方案」為目標:

  1. 與事各方:當地居民的聲音重要,還是外來人的聲音重要?其他公民是否有權要求當地拆除銅像?
  2. 決策方法:由一群人暴力拆除,還是按既定的官方程序拆除?能否豎立另一塊資料板說明其他觀點而不是拆除?
  3. 決策成本:拆除銅像的成本誰去承擔?拆除後失去的旅遊利益如何處理?

最後,在此介紹一個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案例〈歷史重讀:決定歷史人物雕像取捨的哲學思考〉:

「歐洲最可愛的屋子」,外觀是哥特式風格,內裝修古典風格;這是一座大教堂,但不是為敬神而建。這是一座為崇拜書籍而建的教堂。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科德林頓圖書館(Codrington Library)是這所大學鮮為人知的眾多建築瑰寶之一。

但是,它也有不太光彩的故事,實際上那段歷史一直令萬靈學院尷尬。

圖書館內有一尊氣宇軒昂的大理石雕像,是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頓(Christopher Codrington),生前在萬靈學院教書,圖書館以他命名。據信,他1710年去世時,遺囑是在靴子裏發現的。

他留下一萬英鎊用於修建這座圖書館和購置書籍。這筆錢在當年是天文數字。

然而,這筆錢的來源卻耐人尋味。科德靈頓出生於糖業大亨世家。他們家族在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和安提瓜擁有種植園,在種植園幹活的是奴隸。

萬靈學院是牛津大學唯一不收本科生的學院,教師(研究員)不必開課,可以只專注於學術研究。學院在30年前向巴巴多斯的科德林頓學院(Codrington College )捐了一筆款,金額不菲,但對學院圖書館那多少令人尷尬的歷史背景卻一直沒有作為一個問題認真討論過。

不過,牛津大學的新一代師生開始推動更誠實地面對歷史。2016年,幾位教師組織了一次低調的學術研討會,討論科德林頓的生平和他跟萬靈學院的關係。

巴特博士在那次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他主張圖書館改名,至少應該把科德林頓的雕像挪走,因為科德林頓生前是奴隸主,而蓄奴在今天是被譴責的。

但這兩個主張都被學院拒絶。一些主要捐贈人說,如果圖書館改名或移除科德林頓雕像,就停止捐贈。

2017年,萬靈學院發佈聲明說,「科德林頓圖書館服務於學生和研究人員。它的名字和雕像記錄並反映了歷史事實,與奴隸制本身的歷史一樣,這個事實無可改變。」

2018年,圖書館入口處豎了一塊牌匾,紀念歷史上在西印度群島科德林頓種植園的奴隸。

面對「以暴易暴」的呼聲日熾,「溫和」與「共存」的循序漸進主張恐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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